Q1：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
面對當前國內外複雜的經濟形勢,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因國際國內形勢新變化而改變,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強勁.我們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促進經濟增長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態勢良好,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經濟運行也面臨物價高位運行、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壓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戰.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不使經濟增速出現大的波動,並利用有利時機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鞏固經濟發展的好勢頭.
一
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但仍處於平穩較快增長區間
當前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強勁,全年經濟增長速度仍將高於9%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總體平穩,物價漲幅總體可控,結構調整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總體態勢良好.
第一,經濟增長總體平穩.上半年經濟增速雖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緩,但仍處於平穩較快增長區間.內需拉動作用明顯增強,民間投資保持較高增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高位回穩.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既有全球經濟減速的影響,也是我國主動調控和市場需求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總體上符合宏觀調控的預期目標.
第二,物價漲幅總體可控.雖然食品、居住類價格同比漲幅仍處高位,但物價漲幅趨於收斂,價格上漲勢頭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結構調整積極推進.從需求結構看,在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下降的同時,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提升.從生產結構看,農業生產投入增加,工業生產平穩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較快,現代物流、軟件、信息服務、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態勢良好.從收入結構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快增長,財政對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衛生投入大幅增加,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明顯增加.
總體上看,未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控制物價上漲勢頭的有利條件較多,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因國際國內形勢新變化而改變,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強勁.受水利等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資增長、產業轉移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因素的拉動,投資增速依然會保持在高位；最終消費在就業狀況改善、工資持續上升、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提高的情況下,將保持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會有所回落,但仍將回歸正常水平,全年經濟增長速度仍將高於9%.隨著穩健的貨幣政策效應進一步顯現,社會總需求增速放緩,加之糧食和主要工業品供應較為充裕,翹尾因素逐步減弱,以及穩定物價措施逐步落實到位,今後幾個月物價漲幅將有所回落.
二
世界經濟復甦進程艱難曲折,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
隨著經濟總量不斷擴大,保持我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高速增長的難度在加大
世界經濟復甦進程艱難曲折,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條件相對較為有利,但面臨的矛盾仍然較多,突出表現在物價高位運行、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壓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價高位運行.由於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短期內難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類價格同比漲幅仍處高位,勞動工資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將長期存在,今後一個時期抑制物價上漲的任務仍很艱鉅.
第二,經濟增速放緩.從投資需求看,今年以來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幅明顯回落.從最終消費看,受汽車、住房等消費熱點降溫的影響,加之部分刺激消費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將有所減弱.從外部需求看,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與出口企業生產、資金、匯率成本提高等因素疊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現放緩態勢.
第三,結構調整壓力增大.從需求結構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低於投資的貢獻率.從生產結構看,部分高耗能行業生產增長較快,局部地區電力供需偏緊,節能減排任務十分嚴峻.從收入結構來看,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仍明顯高於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結構失衡使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相互交織,總量平衡和結構矛盾交互疊加,加大了宏觀調控難度.
與此同時,受融資成本、原材料價格上漲、工資上漲、匯率上升等因素的影響,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大,經濟效益下降.房地產市場成交量萎縮,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價依然處於高位,買賣雙方博弈使市場陷入僵持狀態.
三
充分考慮國內外形勢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以及政策的滯後和累積效應,增強政策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
當前,應從兩方面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
一是要處理好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與增強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的關係.當前,穩定物價總水平仍然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宏觀調控的取向不能變.
與此同時,國內外形勢複雜多變,必須增強宏觀經濟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使貨幣信貸增速逐步降下來,為穩定價格總水平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慮國內外形勢的複雜變化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和實體經濟的影響,以及政策的滯後和累積效應,增強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
二是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在控物價、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找到"平衡點",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不使經濟增速出現大的波動.
當前我們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採取有效措施鞏固經濟社會發展好勢頭.
第一,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努力把物價漲幅降下來.當前,要繼續採取綜合措施,抑制物價過快上漲,力爭使物價漲幅在後幾個月降得多一些,為今後一個時期穩定物價創造條件.
第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增強內需的拉動作用.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是增加就業、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速度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要著力擴大內需,增強經濟自主增長力量,完善促進消費政策,促進城鄉居民持續增收,鼓勵發展新興消費領域和消費業態,促進民間投資持續較快增長.同時,要高度重視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採取措施穩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對工業生產、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第三,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力求取得更大進展.調整經濟結構,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先決條件.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產業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支持市場拓展和商業模式創新.要有針對性地解決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等突出困難,改善小企業發展環境.要遏制"兩高"和產能過剩行業發展,加快淘汰落後生產能力.
第四,深化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激發經濟發展的內在活力和動力.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完善有利於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的稅收政策.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積極構建居民收入和國民經濟同步增長的機制.
Q2：如何看待和理解當前我國經濟形勢和經濟新常態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有兩個新的基本特徵很明顯。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從多年來保持的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這是由國內外經濟發展背景和環境決定的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結果，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
根據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統計，二戰後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長的經濟體只有不到10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小國，而其餘經濟體在經歷過20年的發展後均開始減速，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大幅減速。可見，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這一變化，不是短期的波動，是趨勢性的。
二是，我國經濟結構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2013年第三產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提高到46.1%，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2014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這一變化，說明我國正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邁進。在這一發展階段，製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在下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在上升。
當前，我國製造業中，一般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但裝備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工業平均增速，就是這一趨勢性變化的具體體現。經濟結構這一趨勢性變化，在短期內雖然降低了經濟增速，但由於一般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存在，CPI相對穩定。在處於工業化後期的歐美國家，其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75%，因此，我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由此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一般製造業過剩導致吸納勞動力能力下降和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的情況下，為保持就業平穩增長趨勢做出了貢獻。
概言之，儘管經濟速度下降了，但經濟結構進一步改善，同時物價和就業形勢穩定，經濟增速下降仍然處於合理區間。對此，我們可以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不必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把經濟高速增長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脫離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趨勢而採用強刺激政策維持過去的高增長率，而是著力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習近平總書記5月在河南考察時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從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範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採取應對措施，儘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這是總書記第一次以“新常態”來描述當下的中國經濟，此後在他親自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在聽取一些專家、學者的發言時，他又一次提到要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強調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
“新常態”的中國語義
“新常態”並非一個新詞，2009年，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總裁埃裡安曾用“新常態”這個詞，來描述金融危機後歐美髮達國家緩慢而痛苦的經濟恢復過程，並斷言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再也回不到危機之前的狀態了，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低增長、高失業長期持續，企業利潤縮減、資本回報率降低。此後，“新常態”就成為經濟領域的一個流行詞，國內學者也開始使用這個詞，並將其賦予新的涵義，用以闡釋、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特徵、新趨勢。
從中國語境來理解，“新常態”中的“新”，意味著不同以往，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有別於過去的階段性新特徵；“新常態”中的“常”，則意味著相對穩定，表明中國經濟會適應新的變化、在新的平臺上繼續平穩發展。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從本質上來看，其核心要義是指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開始減速換擋，毅然告別傳統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全力邁進、全面轉型；它與西方語境中“新常態”所言的“危機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顯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機前的所謂繁榮狀態，而是要在全面的結構性改革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重塑新的發展源泉，它的主題是“全面改革”、是“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
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雖然借用了“新常態”這個詞，但其涵義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它所表達的是中央對於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基本判斷和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態度。從階段性特徵來看，中國經濟正處於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這麼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換擋已是大勢所趨，或者說是一種“新常態”。問題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經濟結構的調整必然會產生一個“結構調整陣痛期”，宏觀政策的轉型也需要一個“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預見，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宏觀政策的基本基調是“穩”，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不會出臺，中央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於下降的事實有清醒的認識、對結構調整的陣痛也有足夠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們可以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涵義作一個簡單的概括：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支撐發展的各方面條件都在改變，潛在增長率也趨於下降，傳統的粗放式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經濟必須適應新情況、新變化，在新的環境中、新的平臺上實現新的均衡，以適宜的速度、適當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質量，繼續保持健康、平穩的發展狀態，是謂新常態。
“新常態”的現實表徵與理論解析。
從現實表徵來看，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中不斷呈現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邏輯的新現象。主要表現是：雖然經濟增速在回落，但物價水平卻相對穩定，就業狀況不但沒有惡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製造業因全面產能過剩而處於蕭條的情況下，服務業依然保持了相對強勁的發展勢頭；在整體經濟景氣下滑的過程中，“劉易斯拐點”逼近導致的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勢頭不僅沒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斷蔓延中保持了較高的漲幅。
上述三大典型現象，用傳統的經濟週期理論顯然解釋不通，但潛在增長理論和結構轉換理論卻能把個中的緣由說清楚。
首先，潛在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總是和潛在增長率密切相關。所謂潛在增長率，一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經濟增長率。潛在增長率是理想狀態下的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往往會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影響潛在增長率的因素主要有資本投入、勞動力狀況、自然資源、技術進步等，其中，技術進步對潛在增長率具有長期的、決定性的影響，而資本、人力、資源在既定的潛在增長區間，對短期增長率具有重要影響。
過去，我們依靠大量的資本投入、廉價的勞動力、充裕的自然資源，再加上比較寬鬆和有利的技術引進條件，使得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在較長時間內都處於較高水平，從而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金融危機以後，資本回報率降低、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約束趨緊，特別是隨著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的不斷縮小，簡單地引進國外設備和技術，已經沒有多大空間，技術進步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創新。
所以，在技術創新沒有重大突破的情況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見，此輪的經濟下滑，與此前的增長速度回落並不相同，它不是短時週期波動造成的，而是階段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產物，儘管增速下降，但發展還算平穩，尤其是物價水平與就業狀況，沒有出現週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從結構調整與轉換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由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的時候，由於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一般都高於第三產業，所以在服務經濟比重不斷增大、工業經濟比重日趨縮小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也會趨於下降。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8%，比第二產業增幅高0.5個百分點；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9%，高於第二產業4.1個百分點。鑑於服務業絕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它對就業的帶動作用更強，同樣每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容納的就業量約為1058人，第三產業為1348人，後者超過前者約30%。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增速放緩，就業狀況反而有所改善；經濟景氣下滑，人員工資仍在增加的奧妙所在。
“新常態”的四大趨勢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經濟發展穩中有進、穩中有為，正在向積極的方向變化。其中，有四個方面的趨勢，尤其值得關注。
經濟速度：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顯著標志就是經濟增速開始放緩，經濟發展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普遍規律，同時也是經濟結構再平衡的最佳時間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曾經經歷了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以後，經濟增速就開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為4.29%，90年代以後只有0.85%。再比如我國的臺灣地區，在經歷了上世紀60—70年代高達10%的經濟增長以後，雖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長，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降到了4.3%。
其間，日本和我國的臺灣地區，先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實現了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所以，正如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所言，“對中國來說，要回到過去30年兩位數增長的模式，既無必要，也不現實。事實上，備受期待的中國經濟再平衡已經開始，增速放緩是這一進程的自然結果”。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華盛頓智庫中國問題專家彼得·伯特里爾也認為，中國GDP增速放緩有利於實現經濟的內部平衡。對於中國而言，GDP增速放緩出現在一個正確的時間點上。
增長方式：由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
“新常態”下，經濟減速其實只是表面現象，背後反映的則是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即由過去的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經濟增長方式，本質上是指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從要素配置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可以衍生出兩種不同的增長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擴大規模為基礎，強調增長速度的增長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為基礎，強調結構優化和質量提高的經濟增長方式。質量型增長包含了更為廣泛和複雜的因素，內涵更加全面，不僅關注經濟增長數量，更涉及經濟效率、經濟結構、社會福利分配及生態環境等內容，是對整體經濟增長過程優劣的價值評判，是一種更為科學的發展方式。
在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的過程中，增長速度可能會有所下降，但發展的質量會更高、效益會更好、可持續性會更強。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我們繼續以往的發展方式，我們會有更高的增長率。但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我們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寧可主動將增長速度降下來一些，也要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長遠發展問題”。“速度再快一點，非不能也，而不為也”，因為“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發展動力：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與增長方式轉變相伴而行的是發展動力的轉變：數量型增長主要依靠要素和資本投入去驅動，而質量型增長則需要創新去驅動。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也在倒逼中國經濟由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一般來說，經濟增長主要受四大要素影響，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投入、創新與技術進步。通常情況下，隨著資本、勞動、資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產出也會隨之而增加。但隨著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或者說臨界點後，收益遞減規律就會發生作用，產出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這個時候，就必須以創新和技術進步來提高要素生產率，從而減緩或阻止收益遞減現象，使相同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
以我國為例，1998—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速高達35.6%；2013年，則降至12.2%；2014年1至5月，僅為5.8%。這充分說明，經過了30多年的數量型增長，要素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達到極限，未來的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動力，必須把發展動力轉到創新與技術進步上來，讓創新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宏觀政策：由刺激增長轉向區間調控
在中高速增長已經成為常態、經濟發展以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發展動力轉向創新驅動的背景下，宏觀政策的轉型也就勢在必行了。過去，一遇到經濟增速下滑，我們就會動用一切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這種以“保增長”為中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雖說在短期內可以把經濟增速拉起來，但由於政策變化太快、太頻，往往會打斷經濟發展的正常節奏，引起經濟的大起大落，企業對未來的預期不明，常常會無所適從。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託底。這實際上就是宏觀政策轉型的開始，意味著中央調控經濟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過去的以“保增長”為中心轉向以“調結構”為中心，穩增長、調結構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軸。
所以，儘管從去年以來到現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一直較大，但中央並沒有採取強刺激的調控措施，宏觀經濟政策保持了連續性和穩定性。在此基礎上，中央又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將宏觀政策的“穩”與微觀政策的“活”有機地結合起來，提出了區間調控的基本思路。調控的上限是“通貨膨脹”，下限是“就業”，只要通脹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失業率不超出充分就業的界限；或者說，只要經濟運行大體處在合理區間，就不會輕易動用強刺激政策，更不會為了零點幾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而干擾總體工作佈局。宏觀政策的著力點將更多地聚焦於促改革、調結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適時的“微調”與“預調”將會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新常態。
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適應“新常態”，關鍵是在戰略上要有定力，客觀地分析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但卻自然而然、真實有效的增長速度；運用底線思維，從最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
沉著冷靜，不急不躁。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內在的規律，我們只能遵守，不能違背。我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其間，也從低收入水平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客觀上講，經濟發展也確實到了階段性調整時期。理論和經驗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低收入階段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相對來講比較容易，經濟發展也較快；而由中等收入階段再進一步，躍升到高收入水平國家或地區，則要困難得多，經濟增速也會隨之而下降，其間所遇到的挑戰，在經濟學上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對路，措施得當，就會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而進入高收入發達經濟體行列，比如日本和韓國；否則的話，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停滯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
我國目前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一定要冷靜思考，沉著應對，千萬急不得。尤其是要擺脫“速度情結”和“換擋焦慮”，以平常心對待經濟增速放緩，不必為此而過分糾結。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早有精闢論述。2013年4月8日，在同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座談時，他就明確指出，我國經濟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說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維持超高速帶來的資源、能源、環境壓力太大，事實上是不可持續的；說不必要，主要是我們在提出中長期發展目標時就充分進行了測算，實現我們確定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夠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經濟增速。
增強信心，發揮優勢。雖然我國正在經歷“三期疊加”的嚴峻考驗，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來說，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發展空間、增長潛力依然巨大。我們有13億多人口，內需充分迸發所形成的消費潛能無可限量；我們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新型城鎮化的動力依然強勁、空間依然廣闊；我們的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技術進步對未來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增強。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信心所在，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只會對未來更有信心。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會堅定地、充滿自信地說：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增速處在合理區間和預期目標內；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穩步提升；信心來自於中國經濟的強勁內生動力；信心來自於亞太發展的良好前景。
積極進取，主動作為。“新常態”下，經濟只是放緩，並不意味著低迷；平常心也不等於平庸心，更不等於被動適應，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新常態”是新嘗試、新探索，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更加緊迫，要求更加嚴格，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市場體系不完善、企業改革不徹底、宏觀調控思路要創新、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要增強等一系列的難題，都需要我們以飽滿的熱情，主動謀劃，主動作為。珍貴的戰略機遇能否變成現實的發展成果，也主要取決於我們能否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對結構調整中的風險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時不我待的責任感，以壯士斷腕的勇氣，以背水一戰的氣概，把改革進行到底。
Q3：大學生如何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形勢
伴隨著美國幾家銀行的倒閉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機儼然已經成為一個熱點。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形勢一片暗淡，不少企業作出了大面積的裁員，大多數企業則選擇大幅度縮減招聘人數，這對大學生就業來說無異於火上澆油。那麼，在大學裡，學生是如何看待金融危機的呢？普遍關注，反應不一在浙江理工大學的校園裡做一個調查，幾乎全部的學生都知道金融危機，大多數學生在關注金融危機，但反應不一。
大三大四的學生普遍比大一大二更關心金融危機的影響，也許是大一大二還沒有感覺到校園外的嚴峻現實，比較樂觀，就像大一的餘同學所說，金融危機會過去的，還沒到他們擔心的時候。但是大四學生作為應屆畢業生，很快面臨著就業，在這個關頭是最焦慮的。一個大四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小徐就表示不能再獨善其身了，他說：“這幾年人才市場一直供大於求，就業壓力大，現在又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不景氣，找工作更難了。”
雖說是所謂“金秋”的季節，遠在太平洋另一岸接踵而至的消息帶來的卻更多的是冬天的寒意。機控學院的應屆碩士畢業生小張坦言最近心情不好，“和朋友一起吃飯，大家都會聊金融危機的事，覺得找工作也跟這天氣一樣，一陣陣入秋的涼意。”他開玩笑說，他們這批“80後”還真是什麼都遇上了，“80後”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畢業了工作沒得分配，找工作又偏偏遇上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對危機，提高學習積極性學校裡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原本計劃畢業後找一份工作謀生，可是現在形勢不利，他們又拿起了課本投入到考研的複習當中。考上研究生，在學校裡躲兩年，也是一種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吧。經管學院的小趙雖然只有大三，可她已經在為考研做準備了，暑假報了考研複習班，她說：“笨鳥先飛嘛，大一時荒廢了高數，現在重新撿起來，相信這樣的努力，能考上理想的學校。”
與小趙不同，小徐的應變措施就是爭取考上公務員。為此，一直愛玩的他又重新過起了高三苦讀的生活，每天有空就翻看公務員考試的書籍。“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如果實在沒有好的工作，到時候先就業、再擇業，總不能閒起來呀。”說到這裡，他一臉認真。
美國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留學生迎來了簽證的“黃金期”。很多人考慮出國留學，主要是現在美元匯率下跌，留學性價比更高，美國經濟下滑，美國學校將對自己支付學費的國際學生更加歡迎，很多學校對外擴招，還有留學美國的簽證更好拿了。
近日，丹麥哥本哈根工程學院國際處到浙江理工大學做學生交流生招生的宣傳，日本佐賀大學也來招收2009年的交流生，學生的關注度很高。理性面對，積極準備金融危機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金融、證券投資、國際貿易等財會類專業，如果金融危機演化成為經濟危機，那麼其他專業的就業形勢也不容樂觀了。某公司人力資源總監施國君老師到浙江理工大學做就業指導講座的時候說：“由於金融危機，很多失業者與應屆畢業生同臺競技，大學生面對著兩面夾擊。”但一定要理性，切不可消極、放棄，因為很多單位對上手快、一線操作能力強兼具較好的營銷意識和口頭表達能力的大學畢業生，依然“求賢若渴”。所以大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就要更高，要更努力學習，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這樣才能在面臨金融危機等困境時找到一份中意的工作。
專家指出，對國內大學生就業形勢過分悲觀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並沒有改變，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這為大學畢業生順利就業提供了保障。金融危機的確影響了全球經濟，但可以看到國際影響較大，國內形勢還比較穩定的，依然可以通過自己努力，謀得一職半位的。危機帶來了困擾，既是挑戰，更是機遇，等待我們這些大學生去面對去挑戰，而戰勝危機之後，則是更明朗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