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
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
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二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当前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
第一,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当前,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力争使物价涨幅在后几个月降得多一些,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创造条件.
第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力量,完善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鼓励发展新兴消费领域和消费业态,促进民间投资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要高度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采取措施稳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对工业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力求取得更大进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等突出困难,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要遏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构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
Q2：如何看待和理解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新的基本特征很明显。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从多年来保持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背景和环境决定的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可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这一变化，不是短期的波动，是趋势性的。
二是，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2013年第三产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这一变化，说明我国正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在这一发展阶段，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在下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在上升。
当前，我国制造业中，一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但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就是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具体体现。经济结构这一趋势性变化，在短期内虽然降低了经济增速，但由于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存在，CPI相对稳定。在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欧美国家，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75%，因此，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般制造业过剩导致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为保持就业平稳增长趋势做出了贡献。
概言之，尽管经济速度下降了，但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同时物价和就业形势稳定，经济增速下降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对此，我们可以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不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脱离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而采用强刺激政策维持过去的高增长率，而是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
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
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Q3：大学生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伴随着美国几家银行的倒闭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一片暗淡，不少企业作出了大面积的裁员，大多数企业则选择大幅度缩减招聘人数，这对大学生就业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那么，在大学里，学生是如何看待金融危机的呢？普遍关注，反应不一在浙江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做一个调查，几乎全部的学生都知道金融危机，大多数学生在关注金融危机，但反应不一。
大三大四的学生普遍比大一大二更关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许是大一大二还没有感觉到校园外的严峻现实，比较乐观，就像大一的余同学所说，金融危机会过去的，还没到他们担心的时候。但是大四学生作为应届毕业生，很快面临着就业，在这个关头是最焦虑的。一个大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小徐就表示不能再独善其身了，他说：“这几年人才市场一直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现在又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找工作更难了。”
虽说是所谓“金秋”的季节，远在太平洋另一岸接踵而至的消息带来的却更多的是冬天的寒意。机控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小张坦言最近心情不好，“和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会聊金融危机的事，觉得找工作也跟这天气一样，一阵阵入秋的凉意。”他开玩笑说，他们这批“80后”还真是什么都遇上了，“80后”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毕业了工作没得分配，找工作又偏偏遇上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对危机，提高学习积极性学校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原本计划毕业后找一份工作谋生，可是现在形势不利，他们又拿起了课本投入到考研的复习当中。考上研究生，在学校里躲两年，也是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吧。经管学院的小赵虽然只有大三，可她已经在为考研做准备了，暑假报了考研复习班，她说：“笨鸟先飞嘛，大一时荒废了高数，现在重新捡起来，相信这样的努力，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与小赵不同，小徐的应变措施就是争取考上公务员。为此，一直爱玩的他又重新过起了高三苦读的生活，每天有空就翻看公务员考试的书籍。“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实在没有好的工作，到时候先就业、再择业，总不能闲起来呀。”说到这里，他一脸认真。
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留学生迎来了签证的“黄金期”。很多人考虑出国留学，主要是现在美元汇率下跌，留学性价比更高，美国经济下滑，美国学校将对自己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更加欢迎，很多学校对外扩招，还有留学美国的签证更好拿了。
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工程学院国际处到浙江理工大学做学生交流生招生的宣传，日本佐贺大学也来招收2009年的交流生，学生的关注度很高。理性面对，积极准备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等财会类专业，如果金融危机演化成为经济危机，那么其他专业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了。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施国君老师到浙江理工大学做就业指导讲座的时候说：“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失业者与应届毕业生同台竞技，大学生面对着两面夹击。”但一定要理性，切不可消极、放弃，因为很多单位对上手快、一线操作能力强兼具较好的营销意识和口头表达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依然“求贤若渴”。所以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就要更高，要更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在面临金融危机等困境时找到一份中意的工作。
专家指出，对国内大学生就业形势过分悲观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为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了保障。金融危机的确影响了全球经济，但可以看到国际影响较大，国内形势还比较稳定的，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谋得一职半位的。危机带来了困扰，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等待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面对去挑战，而战胜危机之后，则是更明朗的前途。
